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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是抵御金融危机的根本途径

文章作者:www.gzzhangyang.com发布时间:2020-01-09浏览次数:837

面对外部冲击的全球金融危机,增长来源是否基于可持续性,产业结构是否符合比较优势要求,都影响到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和摆脱危机所需的时间。科学发展的程度决定了一个国家克服危机的能力。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更加科学的发展道路,是应对金融危机、走出困境的根本途径。本文从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就业最大化、协调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阐述了科学发展对摆脱金融危机的意义。

1。改变经济发展模式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主要影响了实体经济中的中国。随着金融危机的到来,美国的大规模失业和工资削减导致消费萎缩,不仅使国内企业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而且大大减少了进口。当金融危机影响到欧洲和日本等大型经济体时,中国出口型企业的订单进一步大幅下降,大量企业倒闭甚至倒闭。由于这些企业主要雇用没有当地户口的移徙工人,因此移徙工人首先承受企业遇到的商业困难。许多人失业了,要么回到农村寻找就业机会,要么陷入就业不足,甚至失业。这种情况暴露了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脆弱性,也标志着这种发展模式的终结。

我们说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终结,因为它所依赖的经济增长驱动力不可持续,产业结构不协调,区域发展不平衡。具体来说,在这种发展模式下,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物质和劳动力的投入,而不是生产率的提高。工业发展过分依赖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而不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协调发展。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而国内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区域发展过于依赖沿海地区的优先发展,而不是东、西、中三类地区的均衡发展。

在经济发展和结构变化的过程中,旨在扩大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发展方式的转变往往体现在产业结构升级上,但产业结构升级本身并不一定会导致发展方式的转变。如果产业结构调整符合特定发展阶段的比较优势,经济增长就能充分获得资源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提高将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大作用,产业结构更加协调,区域发展更加均衡,从而在更大程度上满足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

在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历史上,许多经济学家和经济政策制定者通常会固定一些产业结构升级的经验,甚至把它当作任务本身。然而,在违背比较优势的条件下,产业结构的变化不会使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从投资驱动到生产率驱动的实质性转变,甚至可能强化传统的增长方式。例如,在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苏联和印度,重工业优先发展违反了比较优势原则,导致宏观政策环境扭曲、微观管理机制低效,最终耗尽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是政府管理模式要适应科学发展的要求。在转变增长方式的实践中,投资者通过接收生产要素的正确价格信号,在不受干扰和特殊保护的情况下,选择最有利于发挥区域比较优势的生产方向和技术组合。政府不再干涉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之间存在巨大的发展差距和资源禀赋差异。在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东部地区需要根据动态比较优势的变化来升级产业结构。同时,广大中西部地区仍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相对较低的土地成本,因此可以承接东部地区转移过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样,东部地区产业升级转移和中西部地区产业承接都意味着产业优化升级,符合比较优势,反映了发展方式转变所需的结构调整。

一个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及其国际竞争力不仅取决于劳动力成本,还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前者与比较优势成反比,而后者与比较优势成正比。自本世纪初以来,虽然我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即工资水平增长迅速,但劳动生产率总体上保持与工资水平相同的增长率,两者的增长率都远远领先于世界。中西部地区在全面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00-2006年间,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工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0.9%和9.2%,均高于东部地区的7.8%。然而,这两个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工资差距仍然存在。同期,中西部地区劳动生产率分别增长25.1%和19.2%,也高于东部地区的16.6%。这表明,虽然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不再显著,但中西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显著增加。

历史经验表明,在经济危机时期,往往是进行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以改变发展模式的好时机。这是因为,一方面,企业竞争的压力增加,创新成为生存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生产要素价格相对较低,有利于结构调整。例如,返乡农民工将具有制造技能的人力资源带回中西部地区,工人接受更多教育和培训的机会成本也有所下降。投资者和企业家可以利用这个机会积累人力资本。部分机械设备闲置,通过形成低价租赁和转让市场,可以大大降低行业投资门槛。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鼓励产业政策为东部产业升级和中西部产业转移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2。“通过扩大就业刺激消费”金融危机对中国就业产生了明显影响。根据我们的粗略计算,除了出口下降影响到2000多万农民工的就业之外,城市失业率还可能上升1个百分点,从2007年的5%左右上升到2008年的6%。为了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发展,我们需要恢复推动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由于危机的外部进口性质,出口需求的恢复在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我们。虽然以政府投资为特征的经济刺激计划可以在短期内形成强劲的投资需求,但这一需求因素的可持续性最终取决于消费者需求的启动。居民收入增长是消费需求的第一驱动因素,其基础是就业的稳定和扩大。

这场危机的主要目标是以移徙工人为主体的非正规就业群体。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呈现出信息化趋势。据调查,30%至40%的城镇本地工人采用灵活的就业方式,人数约为1亿人。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灵活就业比例较高,占农民工总数的近2/3,约9000万人。然而,由于这一群体很难反映在当前的就业统计系统中,n

大学毕业生和其他新兴的工人群体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就业困难。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和就业机会减少,即使一些企业不愿意解雇现有员工,也会大大减少新员工的就业。前几年,大约一半需要解决的就业人员是各种类型的毕业生。2009年大学毕业生的规模前所未有。在经济危机中,他们将面临严重的就业困难。各种帮助就业和创业的措施应该更多地针对这一群体。

失业率由相对稳定的自然失业率和随宏观经济变化的周期性失业率组成。针对失业两个组成部分的双管齐下的政策可以有效控制失业。

直接针对周期性失业的治理措施主要是在完成确保增长任务的过程中,将投资导向对就业刺激效果最大的部门。中小企业是吸收就业的主要力量,但以财政支出为主的中央投资不能直接投资于中小企业。作为中央投资的延伸,地方配套投资和私人投资很可能延伸到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企业。要解决最终需求问题,我们不能仅仅依靠政府投资。私人投资是增长的持续驱动力。为了鼓励引进私人投资,我们可以从取消相关限制开始。目前,对服务业的私人投资仍有许多限制。例如,服务业的许多领域仍然存在进入壁垒。除了对行业准入的许多限制之外,各种交易成本、政府服务不足和一些地方的腐败共同为私人投资设定了一个高门槛。如果这些制度障碍能够消除,许多工作岗位就能创造出来。

由于自然失业率与劳动力市场的功能相关,因此可以通过改善劳动力市场的功能来降低。特别是在周期性失业率上升的情况下,加强政府的劳动力市场服务职能,即通过提供就业和再就业的中介服务和培训,减少工人在找工作时遇到的人为摩擦,自然失业率的下降可以用来抵消经济增长放缓造成的周期性失业率上升。这对青年就业群体尤其重要,因为他们是正常劳动力市场条件下自然失业率的主要承担者。因此,政府降低自然失业率的努力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重点是帮助这一群体找到工作。

保持和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也是解决当前就业压力的正确方法。在宏观经济面临困难的时候,灵活的就业渠道对保持就业稳定至关重要。纵观过去不同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与就业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1991年至1996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11.9%,而1997年至2002年是一个低增长时期,平均增长率为8.4%,2003年后达到11.0%。然而,上述三个时期的就业增长是一样的,而且增长速度非常快。不同之处在于,当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下降时,非正规就业或灵活就业加速,而正规就业下降。特别是在1997年以后,正规就业的增长是负数,但是通过灵活的就业渠道,这种损失是可以弥补的。

3。教育发展的反周期效应

历史经验表明,超越常规手段发展教育不仅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要求,也是抵御经济周期影响的有效措施。另一方面,严重的经济危机往往是促进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许多国家已经把深化教育和加强培训作为应对经济萧条时期危机的重要手段。例如,在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高中学生人数翻了一番,拥有学士学位的人数增加了50%。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于1944年颁布了《退伍军人权利保障法》,以应对1200万退伍军人造成的就业压力。最重要的措施是补贴退伍军人上大学

在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和宏观经济下滑期间,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在有效解决失业和下岗问题的同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当时,扩大高校招生规模的政策意图是,第一,需要增加人力资本存量,第二,增加家庭教育投资可以刺激内需,第三,延长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缓解就业压力。上述扩大教育规模的原因目前仍然存在。因此,这一宝贵经验也应该用于解决危机造成的就业冲击,并将教育的非常规发展作为反周期政策的重要手段。

首先,与发达国家甚至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教育发展水平有很大差距。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中国的教育有了很大的提高。九年义务教育覆盖率达到95%以上,中青年文盲率下降到5%以下,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1%。然而,中国的教育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除了劳动力受教育年限远低于发达国家之外,中国受教育年龄人口的入学率也明显低于发达国家。

其次,扩大公共和家庭教育支出可以刺激消费者需求。国际比较显示,2005年,中国的金融和教育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8%,仅相当于法国的50%、德国的67%、日本的82%、英国的56%和美国的58%。这不是一个实际的差距,因为教育投资的规模与一个国家人口的年龄结构有关。当受教育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相对较高时,需要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教育。根据这一原则,由于中国总人口的较大比例仍处于教育阶段,调整后的实际公共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4%,进一步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水平差距,法国仅为39%,德国为44%,日本为53%,英国为44%,美国为50%。

此外,发达国家的公共财政支出占社会教育总支出的86%,发展中国家约为75%,世界平均约为80%,而中国仅为46%。中国私人支出在教育支出中的比重不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发展中国家。私人教育支出的高比例严重挤压了私人消费空间,导致对社会消费其他方面的需求不足,削弱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驱动力。可以看出,如果公共投资比例增加,可以通过缓解家庭教育投资的担忧来刺激家庭的正常消费。

第三,根据20世纪90年代末高校扩招的经验,推迟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对缓解宏观经济周期带来的就业压力有明显的效果。例如,最近一次扩招始于1999年,而1999年和2000年是城镇失业率最高的年份。然而,当学生在2002年和2003年第一次扩招后毕业时,失业率开始降至最低点,此后一直在下降。鉴于这种失业的周期性,也可以预期类似的影响。

特别重要的是要指出,虽然我们经常呼吁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但事实上,没有更高的学历使就业更加困难的现象。从表面上看,文盲或识字率低、小学和初中毕业生的失业率分别为3.3%、5.9%和7.7%,而高中和大学的失业率高达13.0%和13.4%,大学本科、研究生和以上的失业率分别为11.9%和10.4%,但这是劳动力市场上的正常现象。因为一般来说,学历较低的工人更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和不太满意的工作,而学历较高的工人有更高的就业期望值

上世纪末中国遭遇亚洲金融危机和宏观经济低迷时,为了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城镇建立了下岗职工基本社会补贴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三条基本保障线,这不仅有效稳定了居民的生活水平,也促进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长期任务。这可以说是上一次金融危机期间取得的一项重要制度成就,也是改革期间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迈出的最大一步。然而,迄今为止,我国城乡居民享有的社会保障仍然有限,特别是那些在非正规部门工作的人和农村居民,他们被基本社会保障制度覆盖的程度很低。

居民对风险和影响的不确定预期,如对老年、疾病和失业的担忧,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他们的消费行为,即他们需要依靠自我保护来应对这些风险,导致高储蓄率和低消费率。面对经济危机,要实现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最需要启动的是居民的消费需求。随着出口需求的急剧下降,外部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是最小的,至少在全球经济整体复苏之前是如此。中央和地方政府推动的投资刺激计划无疑将提振内需。然而,这种内需只是投资需求。没有居民消费需求的跟踪,增长终究是不可持续的。因此,通过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来刺激居民消费是一项有效的反周期措施,将保护民生与保护增长结合起来。

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积极就业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的成功经验。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重大突破,将有助于缓解居民对消费的担忧,增强消费者信心。它们不仅具有刺激经济的短期效果,而且具有改善社会保护和公共服务系统的长期效果。有人认为社会保障是一项长期的建设任务,刺激消费需求是应对危机的短期要求,因此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并没有被作为反周期政策的优先领域。需要看到的是,中国社会保障的问题不在于保障水平,而在于保障体系的存在。在解决安全水平高低的问题时,居民的消费行为可能会逐渐改变。然而,无论是否有保障体系覆盖,都能立即改变居民的消费行为。

此外,社会保障扩大引发的消费主要是以低收入居民为主要消费者的低端商品,而这些商品正是中国出口市场受冲击最大的部分。因此,通过扩大社会保障刺激消费不仅可以改善民生,而且有助于启动因出口下降而闲置的生产能力。依靠提高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水平来刺激普通商品的消费,有望比发行消费券产生更加明显和直接的效果。

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以刺激消费的效果对低收入群体尤其明显。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他们受到失业或收入减少的打击。社会保障体系是他们维持相对稳定生活水平的重要安全网。我们的粗略估计显示,对于1/5的收入最低的城镇居民(2007年约为1.18亿),只要养老、医疗和失业等社会保险计划中的任何一项得到覆盖,消费支出的年总增幅都可以达到100亿元。总消费支出似乎不大,但在危机期间收入水平有下降的趋势,提高社会保障覆盖率的效果体现在即使收入保持不变甚至下降,消费水平仍然可以提高。由于农村社会保障覆盖率很低,如果更多的保障项目延伸到农村地区,对消费效益的刺激将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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